现代人（现代社会）缺乏或丧失两种远景：历史远景，理想远景。旧信仰式微之后，新信仰没多久就恶性地破灭了，再新的信仰，萌发不起来。如能凭借“过去”和“未来”的两极认知，结合为一个“观点”，并有赖于文学的本体性所可能潜起的亲和作用，便希望与读者共取这个“观点”，同事两种远景的执著，从而尝试判断，“现在”的失控，是否缘于“过去”的失落，必然导致“未来”的失败。（这个世界性的荒谬图景，表现在局部地域就特别彰著严重），“社会”“人”变成不情不理无情无理的怪物。故以此反证：清醒于两种“远景”的存在感，尚能面临“失控”的年代时毕竟有所抗衡，有所肯定，有所葆储，有所荣耀，犹如古希腊人的“不丢盾牌”——道理粗浅如此，唯其粗浅，就不能不曲折盘旋地呈现它，才有可能近乎“文学”，即隐隐秉着这个棘心的意念，漫无实际的功利目的，兀自调理一群岌岌可危的方块字，不使僭越“文学”的本体界范。事情就差不多了。书，大别之有两类，一类水手读，一类船长读。我喜欢水手，原是想给水手取乐的，写写又写得似乎是为船长解闷了。弄得两方都嫌烦，水手嫌古板，船长嫌胡闹——要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果真能有正面的社会、政治的良好影响，那就太令人兴高采烈了。在欧洲，这种事是有的，有过几次。中国，看看像是有了，又没有了。这种像是有了终究没有的了的事，给人以希望。

中国曾经是个诗国，皇帝的诏令、臣子的奏章、喜庆贺词、哀丧挽联，都引用诗体，法官的判断、医师的处方、巫觋的神谕，无不出之以诗句，名妓个个是女诗人，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，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。北宋时期的风景画（山水）的成就，可与西方的交响乐作类比，而元、明、清一代代大师各占各的顶峰，实在是世界绘画史上的奇观。西方人善舞蹈，中国人精书法，中国的“书法”之道，是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段中，最彰显天才和功力的一种灵智行为。雕刻呢，云岗石窟华严壮美，似乎已是流贯于宇宙的默契。中国古代的陶、青铜、瓷的各式器皿，若与希腊、罗马、拜占庭、伊斯兰、埃及、印度的同类制品较量，中国古工艺堂堂独步于世界诸大国之上。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达到了不能增减一字的高度完美结晶，而古哲学家又都是一流的文体家，你仓促难明其玄谛，却不能不为文学魅力所陶醉倾倒，甚至像卡夫卡那样在老子面前俯首称臣。庞德、梵乐希凭直觉捉摸中国，克洛岱尔、博尔赫斯依感官眷恋中国，达摩为何不去别处而要到中国来，这是禅宗的最大的第一公案。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，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，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饱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。中国文化发源于西北，物换星移地往东南流，流到江浙就停滞了，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，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，因为一只辩士的眼，另一只是情郎的眼——艺术到底是什么呢，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。

爱默生觉察到美国的文化从社会表面看是荒漠的，街道上没有文化，店铺中没文化，娱乐场所更没文化，然而文化还是在流，在生活的底层流，所以只好称作是“潜流”。以前，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，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，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，外婆精通《周易》，祖母为我讲《大乘五蕴论》，这里，那里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，谈起来，卓有见地，品位纯贞，但不烦写作，了无理想，何必计划，一味清雄雅健，顾盼晔然，晏如也。你若约他一同去买书，步行二十里不出怨言。读到了杰作，谈一个通宵略无倦容——这类文学的信徒、文学的知音，代代辈出，到处都有，所以爱默生也会觉察到这个伟大的“潜流”之存在，他说说又没说下去，爱默生总是这样，其实还可以说下去：如果有一时期，降生了几个文学天才，很大很大的，“潜流”冒上来扈拥着“天才”，那成了什么呢，那便是“文艺复兴”，或称文学的“盛世”，“黄金时代”。不出大天才，出些小抖乱，潜流是不升上来的——目前的中国，这流传两三千年的精神命脉是断了，文学的潜流枯涸而消失，真像是受了最刻毒的咒诅。

大陆书市兴旺，各地书店如雨后春笋，热门书一销二十万本，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，那是“文化断层，一片繁华，就是这繁华使文化断尽，再也接续不起来。”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赞物。世界名著呢，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，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，足够证明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名著——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，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，书也绝版，人也绝版。

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，曲解了世界文化，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，自绝于世界文化——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，所以万劫不复。这一征象倒真是中国特色，别的文化古国不致断得如此厉毒酷烈，肇因是海峡两岸各有起意识形态，而相同的一点是价值判断的混乱，混乱的结果是价值判断之死亡，无所谓价值，不需要判断，浑浑噩噩的咬牙切齿，捕风捉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。

商品社会不受文化制约，便反过来制约文化。文化一旦成为商品，必然变质。古典、经典之作也会被弄得面目不清。次文化大量上市，把更次一等的作为陪衬，“次文化”就正名为“文化”，至此“文化”名存实亡，至多作为装饰，购买者是消费者，书是消费品。书市凋疲固非好现象，书市兴隆何尝是文化景气。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之初，慨然定了“文化批判”的题，几十年来观察思索，得出的模式是：文化＝意识形态＝操纵性工具。“当代”也真不笨，意识形态可以用和谐的假象覆盖社会矛盾，文化成果不知不觉变成文化商品。法兰克福学派独创了一个词“文化工业”，为了便于说明当代工业社会的文化，是经由对大众心理的控制而发生作用的。所谓“畅销书排行榜”，正是很格致的例证。

“文化”，原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、否定性、抉择性（超越现实的追求），然而当代工业社会文化，连一点内心自由和精神上的判断力也保持不住，整个世界沦为单向度的维护既成秩序的肯定性文化，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目光来看，这是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性的普遍表现，追根一直追到广义的“启蒙”，浩叹为“启蒙的辩证法”“文化的宿命”——面对这样的“世纪末”，区区比之霍克海默诸公，心情自更悒郁，脾气也愈急躁，然而从东方来的过客，眺见西方的人文背景毕竟还是深厚，多元之多，多元之元，总觉得其间葆蕴着什么希望似的。反思中国文化命脉的延续和发展，只能期许于社会的多元架构的缔造。中国的现状是，有的地区“元”而不“多”，有的地区“多”而不“元”，“文化”一直在商品和政令的夹缝里喘息，中国文化可真经得起折腾，这个韧性，也许便是希望之所在，不妨提前“其言也善”，走着瞧而瞧着走吧。